朱佳木:重温第二个历史决议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从通过到现在，已经过了40多年。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决议稿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这一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论断充分说明，第二个历史决议真正达到了原先设想的要求，其基本论述和结论经受住了历史的反复检验，至今仍然站得住脚。这一成果毫无疑问凝聚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决议起草组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与之更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回头重温这个决议，令人感触最大的，我认为有以下五点。

1.把决议的核心问题和非核心问题加以区别

所谓核心问题，就是邓小平说的“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毋庸讳言，当年之所以需要制定这个决议，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这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错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而要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错误、责任就绕不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慎，势必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由于决议起草工作认真贯彻了邓小平提出的指导原则，充分吸收了陈云提出的重要建议和党内4000多名高级干部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全会讨论中提出的好意见，终于妥善解决了既不回避毛主席的错误、责任，又不伤害毛泽东整体形象的问题。

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最集中地体现在以下这句话中：“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个论断，给我们国家带来了40年的安定团结和快速发展的局面。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我们党、同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等论述后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他的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决议在解决这个核心问题上的重大历史作用。

2.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出发点加以区别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议毫不含糊地给予了揭示和批判，指出它既混淆了是非又混淆了敌我，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群众，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它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骨干；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但与此同时，决议又按照邓小平、陈云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论述精神，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一是指出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二是指出毛泽东即使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仍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三是指出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尤其是“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在四届全国人大会前“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另外，“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使“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分析，使人们明晰了为什么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的道理。

所谓“修”，指的是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要“反修防修”，就要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防止党内出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化分子和腐化分子。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陈云在改革开放中始终高度警惕，反复予以强调。例如，邓小平说过：“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对于这些问题，陈云同样高度重视。他讲过：改革开放“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他提醒全党：“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历史告诉我们，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大批官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另有一大批贪污腐败的官员盼望着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苏联在解体后，摇身变为资本家和形形色色“寡头”的人，很多就是苏共原先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里的干部。

3.把“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加以区别

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时，除了讲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主观原因外，也讲了一些客观原因。这些同样是从邓小平的指导意见中引申出来的。邓小平在决议起草期间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他还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按照这个思路，决议在分析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文化大革命”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之外，又分析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本质上讲，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过程中的错误。关于这个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讲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毛主席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的弯路。

二是指出：“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三是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以上这些分析，令人信服地道出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和持续的几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这种分析，既符合实际，也有助于人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容易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4.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以区别

“文化大革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很容易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混淆。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关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对此，邓小平在指导决议起草时就说过这个意思。例如，他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的说法，指出：“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他还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国际地位有提高。”陈云在谈到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时也说：“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决议循着这个思路，不仅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而且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科技、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那个时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肯定这些，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而是肯定历史事实，肯定我们党，肯定社会主义制度，肯定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作的贡献。当然，正如决议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5.把“文化大革命”中对正确理论的误解、曲解与正确理论本身加以区别

邓小平在分析毛主席晚年错误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就告诉人们，一些原本正确的理论，由于作了超出事实的发挥而可能成为错误理论；在纠正这种错误理论时，要防止把原本正确的理论也一起抛弃。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不要“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决议对此十分注意，并作了严格区分。

例如，在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决议指出：“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由此，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但决议在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的同时，坚持了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的观点，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再如，在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决议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党内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省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揭发，才能把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后来被概括成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但决议同时依据邓小平关于这个提法按照“文化大革命”中的解释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的指示精神，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大段阐述。决议指出：否定这种特定含义的“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可见，决议在否定错误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已经明确地把它同正确的继续革命理论加以了区别。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把“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的论述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在完成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后，革命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仍然是革命，我们党做的仍然是革命工作，而且要把这种革命工作一直做下去。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